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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官显贵的豪宅区
东镇路，位于桂林北门口附近，是一条东西方向、夹在叠彩山与铁封山之间长约一两里路的短街。从城门洞的东头往西走，用不了十几分钟，就能走到西头的中山北路。我家的居所就在西头路口附近，是东镇路23号至25号。
说是我家的居所，其实是我祖父留下来的产业。20世纪90年代，我在上海曾听抗日战争时期与祖父一同从上海逃难到桂林的他的学生陆焕文伯伯说，祖父迁居桂林落户东镇路前，一直居住在上海。
祖父郁鼎铭（上世纪40年代，桂林）
年11月上海沦陷了，祖父就与他的好朋友，当时国民*府经济委员会的翁文濠一起到武汉谋事了一段时间。年10月，武汉又沦陷了，他便离开了那里。在此期间他还辗转于福州、香港等地，并于年左右来到了当时被称为抗战大后方的桂林，出任了全国厂商界迁桂联合会主任。他还告诉我：到桂林两三年后，日本*子打过了长沙，沿着湘桂铁路南下。年9月，桂林开始了大疏散，他们好几个学生又跟着祖父跋山涉水，经过贵州、云南到了重庆。抗战胜利了，祖父因惦记着桂林的产业，重又返回了桂林。
年桂林城中逃难的人流
母亲也对我说过，她听祖父说，年桂林大疏散之前，由于大批的江浙人、北方人为了躲避战火，来到了桂林，城市人口一下子从几万膨胀到了几十万。其中有不少从各地来的达官显贵，都住在了东镇路上。比如从我家倒数过去，在桂林地区食品公司院子里面就有一栋楼，据说是当时广西省主席*旭初的“行宫”。
在他的旁边，是东镇路上唯一保留下来的豪宅，东镇路11号。时任国民**委会办公厅主任，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李济深的家就安在那里。听母亲说，祖父与李济深曾在这里做了三四年邻居，两人多有交往。李先生爱骑马，我祖父也爱骑马，并都爱喝现挤的新鲜马奶。新中国成立后，祖父回上海，在外滩的和平饭店娶三姨太，李济深还出席了他的婚宴。
年，李济深在桂林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图为李济深（左）与龙云在抗战工作协会制作的宣传画前合影东镇路李济深故居再往里去，在桂林自来水厂的斜对面，是做过国民*府代总统的李宗仁的“行宫”。继续往里去就到东镇门口了，在紧挨城门洞的北坡上，有一栋两层的小楼，是当时国民*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兼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在桂林时警卫们驻扎的营房。
在营房的斜对面，还有一条小巷，那就是东镇路的东巷。东巷的顶头也是叠彩山，而白崇禧的府邸就在此处山脚下。
桂系三巨头：*绍竑、李宗仁、白崇禧………………
祖父的犹豫与缠绵
祖父刚从上海来到桂林时，先是在这里筹建了“中华铁厂”，到了抗战胜利后，祖父回到桂林与几位江浙籍的企业家，又在“中华铁厂”废墟上重新组建了“西南纺织厂”。当时该厂就已具相当规模，有十六锭细纱机三十八台。然而新组建的西南纺织厂虽然机器好、规模大，但经营一直不太景气。抗战胜利后，由于办厂方针的不和谐，导致另一位叫蔡声白的大股东撤资去了香港。从此西南纺织厂一蹶不振地经营到了年，祖父将其遣散。
民国时期的桂林街头（老照片修复）
新中国成立前夕，去台湾的飞机在桂林瓦窑机场等候着祖父及我父母兄长赴台。之所以有飞机等候，是因为祖父的弟弟，我的叔公郁鼎勋，新中国成立前就是国民*的中央航空学校校长和沈阳的东北飞机制造厂厂长。那时候的飞机没有自动化的仪器，常常要凭发动机启动的声音来判断机械是否正常。连当时蒋介石出行，有时都要叔公去听发动机的运转是否正常，才决定能否起飞。
临解放，叔公郁鼎勋带着郁鼎彝、郁鼎和、郁鼎熹等几位兄弟一同去了台湾。后来他们在中国台湾和美国等地繁衍了子孙后代几十人，在事业上多有建树。其中有一位抗战时生在重庆的堂叔叔郁有增，还是台湾“经国号”系列飞机的设计师之一。我曾问过父母，后来你们辜负了叔公的深情厚谊，没有跟他们同行去台湾，是为什么呢？母亲说，当时除了祖父不排斥共产*外，很重要的原因是舍不得西南纺织厂，犹犹豫豫之中就拖到了年。
民国时东镇路上的豪宅桂林沦陷后的东镇路一带
正当祖父在此事业飘摇之际，他接到了时任民盟中央主席和*务院副总理*炎培的邀请，要他赴京共商国是，还告诉他，拟聘任他为北京人民机器厂总工程师。祖父接到信后非常高兴。父亲说，祖父特别愿听*炎培的话，因为*炎培与国共两*的关系都非常好，甚至还到过延安，曾与毛泽东主席彻夜长谈。祖父羡慕他会处理人际关系。
另外*先生还是上海川沙人，川沙话与祖父家乡的海门话声调一样，所以两人语言相通，交谈起来如鱼得水。加上两人都喜欢纺织工业，又都喜欢做职业教育，祖父不仅在*炎培的中华职业学校教过书，还做过战时福州中华职业学校的校长，因此两人的关系一直很好。因此，祖父基于事业之追求、友情之报答、爱国之信念，马上就同意北上北京。
此时祖父的二姨太因患肺结核在桂林病逝。于是他只能孤身一人先回上海了，准备从上海再去北京。
上世纪70年代中，郁钧剑与母亲在桂林八角塘畔的家门口合影
不料到上海后，祖父的众多老友、学生见他孤单，立马就给他介绍了一位教师。祖父与她一见钟情，很快就结婚了。父母说，正是因为爱情的缠绵，致使祖父失去了上北京高就的机会。祖父与他在乡下的原配夫人即我的奶奶，是包办婚姻，相处一直不怎么和睦。
祖父对二姨太好，对工人也好。母亲说有一次她看见一个工人一直在我们家门口转来转去，祖父就问他有什么事。工人一开口，说的竟是江苏家乡话。他说他母亲在乡下死了，想回去奔丧，但没有钱，实在没有办法了，才斗胆来求先生，想借10块大洋。祖父二话没说就给了。母亲急了，说：“您认识他吗？他要不还怎么办？他要骗您怎么办？”祖父回答：“我不认识他，他却认识我，危难之中他找到我，就是相信我有能力帮助他啊。至于他是不是骗我，老天有眼，在上看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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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来的独子
祖父在离桂赴京前，把东镇路23号留给了他的独子——我的父亲。原来的23号院门，有一条数百米长的宽敞的汽车通道，能绕到25号院后面的我家。祖父走后，父母为了表示有觉悟，响应*府号召支援国家建设，主动封闭了23号门，将汽车通道赠送给了*府，让蜜果厂扩建为车间用，这就是我家改走25号门的缘由。
至于25号院子这么大一个西南纺织厂怎么变成了“公家”的制药厂，后来又怎么变成蜜果厂，这段历史我不清楚。一是因为当时我还没出生；二是懂事后我问过父母，父母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父母亲说过，这全是因为当年与祖父的关系不太融洽所造成的后果。
东镇门外城门
祖父离开桂林时，他们知道祖父手上是有地契的，是有“股权证”的，但不敢去问老人是怎么处理的。等年末祖父去世后，父母曾斗胆去问过*府，而*府总是支支吾吾。一来二去，老实巴交的父亲觉得这些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身外之物，加上当时社会对私有财产的鄙视和厌恶，父母也就不再提起。
除了留下房子，老人家也怜悯我父亲的自行车修理生意一直不好，毕竟父亲是他的独子，才又拿出了很少的一点钱，“公私合营”到桂林电机厂，即后来的桂林机械厂，让父亲代替他做了资方代理人，这才解决了父亲的工作。
青年郁钧剑
没想到“文革”来了，这个资方代理人原本只是一个因谋求工作而将就的称谓，莫名其妙地变成了资本家的头衔。而当时的“资本家”这个成分，是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这些在社会上要被管制监督的“黑五类”同类的。尽管没有被划进被管制范围，自我感觉上会稍微好一些，但在世人面前，仍属于被人歧视、被人侮辱的家庭成分。
不出所料，我家就因此蒙受了被赶出东镇路23号与25号的灾难。而搬住的地方，谁也想不到的也是个修理自行车的铺子。这与父亲初到桂林，独自创业，开的同样是个修车铺子，竟是如此巧合。
年，郁钧剑回到曾就读的桂林中山北路第一小学
祖父离开桂林时，将书房里几面墙壁的书柜全部都搬运走了。懂事后的我，常常面对着空空如也的四壁给自己立下了一个心愿，长大后我一定也要有一个几面墙壁书柜的书房。
祖父的书柜搬走了，当然书也少有留下，但留下了不少他所收藏的名人字画。父母告诉我，那是因为他们喜欢，就死缠硬磨地让祖父留下。开始祖父不同意，母亲就激将他：“您不是说过‘居家无字画，必是俗人家’吗，您老人家不愿意我们是俗人家吧？”祖父笑了，便割爱了一小部分字画留在了桂林。
原题：《祖父郁鼎铭在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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